番外：灯下自述 (第1/2页)
灯下自述
——应《素叶文学》小斯、西溪二君之约
许成军
我是在油灯下开始写字的。
一九七七年的皖北农村，茅草屋顶漏着星光，土坯墙裂着缝，煤油灯的火苗被穿堂风吹得东倒西歪，照在墙上的影子也跟着晃。我就着那点光，在生产队记工分剩下的草纸上写字，写谷仓壁上被泥糊了又抠开的刻痕，写枣木秤砣总往一边偏的秘密，写麦收时节田埂上飘着的汗味和麦香。
那时候没想过要当作家，只是觉得有些话憋在心里，不说出来难受。知青点的夜里很静，呼噜声、磨牙声、梦话混在一起，我趴在炕桌上写，笔尖划过糙纸沙沙地响，像蚕在啃桑叶。写完了就压在枕头底下，第二天拿出来看，觉得写得不好，又揉了扔。
后来《谷仓》发表了，再后来《八音盒》，再后来《红绸》。一支笔从黄土地写到复旦的讲台，从内地写到香江，从中文写到日文、英文、西文。翻译家告诉我，我的书在十几个国家的书架上躺着，有不同肤色的人读我的故事。我听了只是笑笑——书走远了，写字的人还是那个趴在油灯下的青年，没变多少。
常有年轻的学生问我，文学是什么。我说不好，只能说说自己的理解。
文学从来不是庙堂里供奉的神像，也不是书斋里孤芳自赏的盆景。文学是千万普通人在漫漫长夜里擦亮的一根火柴，是沉默者被听见的一声呐喊，是所有被遗忘的记忆在被历史风沙掩埋之前刻下的最后一道印痕。从《诗经》的国风到鲁迅的呐喊，从曹雪芹的满纸荒唐言到茅盾先生的子夜长歌——中国文学几千年不灭的薪火，从来不是因为帝王将相的青睐，而是因为它替那些被历史宏大叙事所忽略的人说过话，挨过苦，守过心。
说得再直白些：文学是普通人的历史。我们写的不是英雄，不是伟人，不是那些已经被写在纪念碑上的名字。我们写的是千千万万个在这片土地上活着的普通人——他们的眼泪和欢笑，他们的挣扎和坚守，他们的一日三餐、柴米油盐、生老病死。这些人的名字不会被写进历史书里，但正是他们，才是这个时代真正的底色。
有人说我写得太“正“，也有人说我写得太“杂“——严肃文学写，武侠也写；诗歌写，理论也写。我不觉得有什么矛盾。文学的疆域本来就该是辽阔的，不该被门户之见圈死。参差多态乃是幸福之本源。文学也是一样。有人爱读查墉的江湖，有人偏爱张艾玲的市井；有人在严肃文学里找深度，有人在通俗故事里找慰藉——这些都没有高下之分，只是读者的选择不同。写作者更不该画地为牢，把自己困在某个标签里。归根到底，作家是靠作品说话。圈子也好，标签也罢，别人怎么划，怎么贴，那是别人的事。我想写的东西写出来了，有人共鸣，有人批评，都很正常。批评嘛，我会认真看，有价值的意见我吸收，其他的……听听就好。
如果一听到一种与你相左的意见就发怒，这表明，你已经下意识地感觉到你那种看法没有充分理由。这话我常跟学生讲。做学问也好，写文章也罢，最怕的就是听不得不同声音。一听反对就跳脚，就给人扣帽子，那不是自信，是心虚。真正有底气的人，是愿意坐下来听对面把话说完的。听完了，觉得对，就改；觉得不对，也无妨——世界本来就不是只有一种声音。
我在复旦讲过一个“四层递进法“：文本是根基，理论是工具，学术史是坐标，写作是转化。说穿了就是一句话——读书要带着脑子读。真正的阅读价值在于，读得越多，越能对文学史的叙述产生质疑：为何某部佳作被忽略？为何某部作品被过度拔高？这种怀疑恰是独立思考的开端，而文本本身永远是最核心的依据。特殊时期刚过去那几年，学界刚从“句句是真理“的思维惯性中走出来，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做学问。其实道理很简单：别迷信权威，别拿教条当尺子，回到文本本身，回到人本身。
这几年常有人讨论传统文化的问题。有人说传统都是糟粕，要全盘西化；又有人说祖宗之法不可变，越老越好。我觉得都走了极端。咱们民族五千年的文明，不是博物馆里的青铜器，是流淌在血脉里的文化基因。从《诗经》的“风雅颂“到明清小说的人情世故，这些文字里藏着我们的思维方式、价值观念，丢了根就成了无源之水。但找根不等于抱残守缺。孔子讲“仁者爱人“，老子说“道法自然“，这些智慧不是封建糟粕，是解决当下问题的钥匙。以我为主，洋为中用——站着学，不是跪着求。当你的根深深扎进这片土地，汲取五千年的养分，再昂起头吸收八面的来风，你所创造的，将不再是任何国外模式的复制品，而是让世界不得不正视的、独一无二的东西。
说到这里，就绕不开民族与世界的话题。
这次来香港，感触很多。站在太平山顶往下看，万家灯火，高楼林立，是一座极繁华的城。可你走进茶餐厅听本地人说话，走到沙田看他们写的文章，又会觉得亲切——同样的汉字，同样的韵脚，同样的喜怒哀乐。有人总喜欢把两岸三地的文学分得清清楚楚，好像隔着一道海峡就成了两家。我不这么看。包含港澳台在内，都是同根同源的华文文学。湾湾文学在本土认同与现代焦虑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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