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708章 攻守易势 (第2/2页)
的天赐良机。赵炅得报之后，再度燃起北伐之志，决意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对辽北伐。
此次北伐筹备，赵炅汲取朝堂保守派的反对压力，摒弃中书门下文官集团，极度隐秘专断，仅与自己亲信掌控的枢密院秘密谋划军机，一日之内数次召见枢密近臣密议，全程绕开宰相执政班子，独断专行、一意孤行。
同时吸取高梁河孤军深入、攻坚受挫的惨痛教训，制定声东击西、分路进军、梯次推进的全新战术：以曹彬率领东路主力大军从山前出兵、虚张声势，牵制辽军主力、吸引辽朝全部注意力；再由潘美、田重进率领西、中两路大军趁虚而入，快速攻取山后诸州，待山后之地尽数收复，三路大军会师合兵，再合力强攻幽州、一举收复幽云全境。
雍熙三年（986年）三月，大宋第二次北伐正式打响，史称雍熙北伐。
战事初期，宋军三路并进、势如破竹、捷报频传：西路潘美军神速推进，接连攻克寰州、朔州、应州、云州四州之地，山后疆土尽数收复；中路田重进从飞狐口出兵，大破辽军、攻占蔚州；东路曹彬主力大军从雄州、霸州北上，连克岐沟关、新城、固安，顺利攻占涿州，兵锋直指幽州，战局一片大好，朝野振奋。
辽朝迅速调整部署、紧急调集全国精锐援军驰援前线，战局瞬间逆转。东路曹彬十万主力大军孤军深入、粮草补给线过长，随军粮草迅速耗尽，无力固守涿州。十余日后，曹彬被迫率军撤离涿州，退守雄州补充粮草、休整兵马。
赵炅远观战局调度，早已察觉东路军进军过快、根基不稳、隐患极大，得知大军擅自撤军之后，震怒不已，痛斥曹彬“失策之甚”，即刻下诏严令：东路军不可贸然再战、不可轻易进退，需沿白沟河靠拢米信所部驻军，固守防线、养精蓄锐、按兵不动，牢牢牵制辽军主力，为西路、中路大军彻底平定山后争取时间，待三路大军完成既定战略目标、全员会师之后，再与辽军主力决战。
然而军令虽严，军心已然躁动。彼时西、中两路大军连战连捷、屡立战功、捷报不断，东路作为北伐主力、手握重兵，却坐守防线、寸功未立、进退两难，麾下诸将纷纷心生羞耻、急于求功，全军上下求战心切、军心浮动。
曹彬性格温和、威望不足、驭下无力，无法压制诸将浮躁求战之心，无奈之下只能从众将之请，携带五十日军粮，与米信所部合兵一处，再度北渡白沟河、二次进攻涿州。
大军再度进军涿州，路途耗时日久、行军疲惫，抵达涿州之后粮草已然耗尽、军心再度慌乱，无奈只能再度下令撤军退兵。
五月初三，东路宋军撤退至岐沟关一带，遭遇萧太后、辽圣宗亲率的辽朝主力铁骑与耶律休哥精锐部队追击围剿。疲惫不堪、粮草断绝、军心涣散的宋军，遭遇辽军主力猛攻，全军彻底崩盘、惨败溃散，东路十万主力大军损耗殆尽，雍熙北伐核心战力彻底覆灭。
赵炅听闻东路惨败的噩耗，心知大势已去，紧急下诏命中路田重进、西路潘美全线撤军、退守宋境，北伐战略彻底破产。
西路大军奉命回撤途中，为护送归附的边地百姓南迁，副将杨业率军断后、固守陈家谷口，遭遇辽将耶律斜轸重兵伏击。由于援军失约、孤立无援，杨业全军覆没、力战被俘、绝食殉国，成为雍熙北伐最悲壮的遗憾。
雍熙北伐彻底惨败之后，赵炅与贺令图等人依旧不甘心北伐失利、不愿放弃收复幽燕的战略目标，持续调兵遣将、筹措粮草，部署新一轮对辽防御与攻势。但辽军已然掌握战场主动权、士气高涨，率先发动战略反击。
同年十二月，辽军大举南下，于瀛洲君子馆全歼宋将刘廷让所部数万精锐禁军，宋军主力再度遭受毁灭性重创，贺令图、杨重进等多名核心将领被俘，大宋边防精锐几乎损耗一空。
经高梁河、雍熙北伐、君子馆三场惨败，大宋举国精锐、开国劲卒尽数折损，军力元气大伤、再也无力发动大规模对外征伐。自此，宋朝对辽战略彻底逆转，由主动攻势全面转入被动守势，彻底丧失收复幽云十六州的军事能力，宋辽攻守大局彻底定型。
除幽燕北伐接连惨败之外，赵炅对边疆其他割据势力的经略也尽数落空、悉数失败：西北定难军党项势力愈加强势、彻底失控，逐步走向独立割据，为日后西夏立国埋下隐患；南方交趾静海军彻底脱离中原管控，正式走向自治独立，中原王朝永久丧失对交趾的管辖权。
接连的对外征战惨败、边疆开拓失利，让赵炅彻底转变治国思路与王朝国策，其政治认知、治国重心发生根本性扭转。
淳化二年（991年），赵炅曾对近侍臣僚坦言自己的帝王治国心法：“国家若无外忧，必有内患。外忧不过边事，皆可预防，惟奸邪无状，若为内患，深可惧也。帝王用心，常须谨此。”
在他看来，边境外敌侵扰、疆土外忧，不过是外在边患，可通过驻军设防、修缮边防、征兵守土予以预防抵御；而朝堂内乱、权臣结党、藩镇割据、百姓叛乱等内部隐患，无形无状、防不胜防、足以倾覆社稷、断送王朝基业，是帝王最需警惕、最需防范的核心危机。
淳化四年（993年），赵炅再度对宰相吕蒙正阐明治国新纲领：“治国在乎修德尔，四夷当置之度外。”
自此，大宋王朝彻底摒弃了汉唐以来积极开疆拓土、对外征伐、经略四方的进取国策，正式确立重内轻外、守内虚外的立国根本：将王朝核心精力、财政物力、军政资源尽数收拢于内部，专注整顿吏治、压制武将、分化权臣、安定民生、防范内乱，不再执着于对外开疆拓土、收复失地、经略边疆。
这一国策转型，贯穿整个两宋三百余年，彻底塑造了宋朝内敛保守、重文抑武、安内为先、弱于外战的王朝底色，深刻影响了两宋三百年的政治格局、军事态势与国运走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