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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章 坎坷的胜利(12)光明纪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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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第九章 坎坷的胜利(12)光明纪行 (第2/2页)

记录、核实,忙得不亦乐乎。

    布林德的工作相对简单:多听,多看,多观察。

    他没有固定路线。有时跑去街市,蹲在卖瓜果的老乡摊前,连说带比划地聊天;有时走进边区政府的各个机关单位,看那些干部怎么办公、怎么接待群众;有时晃进学校,听年轻人琅琅的读书声。他接触过许多从敌占区、国统区辗转而来的中国优秀年轻人,有学者,有大学生,还有从海外归国、说一口流利英语的华侨。每个人都像一本打开的书,让他每天接收的信息量大得惊人。而信息越多,他心里的那幅图景就越清晰。

    透过这些耳闻目睹,他深入接触到最真实的延安。他看见物资匮乏到极点时,中共仍然清廉自守,总司令的伙食标准与普通战士无异;他看见决策不是一个人的独断,而是集体讨论、围绕人民利益反复掂量;他看见一个农民可以因为干部的劣迹直接走进政府去“告状“,而那个干部真的会受处分。他彻底理解了“延安精神“这四个字,那是这个政党从绝境中一点点创造出来的精神动力,其内涵与魅力,不身处其中,根本无法真切体会。

    他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能体会到杨希真说过的那句话:中共宣称“来自人民,属于人民,一切为人民“,绝不是虚言。中共各级党员大都是长期主义的实践者,他们想的不是明年的官位,而是十年、二十年后的中国。而这一切,同重庆那些只顾各自利益、争权夺利的国民党要员们,形成了触目惊心的鲜明对比。同样的政令,在延安是层层落实、雷厉风行;在重庆却常常是层层截留、不了了之。组织体系的结构与执行效率,高下立判。

    更让他震动的是另一层领悟。

    在深入了解到中共发展壮大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生死考验,从四一二的血雨、长征的雪山草地到皖南的刀光之后,他重新认识到:杨希真当年提出这边领导提出的国共应消除分歧合作抗日、待胜利后组建联合政府的倡议,绝不是一个弱小者为了保全自身的权宜之计。恰恰相反,这是这支在血与火中汇聚而起的蓬勃力量,在向世人展现一种超越国民党实力的自信。可惜的是,不仅重庆那位委员长没有意识到,包括白宫,恐怕也都还没有意识到。

    还有谢伟思。

    布林德越是深入,越发现若要重视发展同中共的关系,采纳谢伟思的报告和意见,足矣。比起自己,甚至比起史迪威将军,谢伟思才是真正的中国通。他是所有观察组成员当中最了解中共的人,也是始终站在外交窗口、从美国的利益出发思考美中长远关系的人。那些被打回去的报告,那些被包瑞德删改的字句,每一份都浸透着远见。

    短短十来天过去,布林德在心里为这支力量做了总结,寥寥数语,字字千钧:

    无私忘我的自律精神;组织发动群众的非凡能力;纪律严明的执行力。军队是真能打仗,老百姓是真发自内心地拥护和支持这个政党。

    撰写考察报告的那个深夜,窑洞里的油灯烧到了后半夜。布林德写得很慢,删删改改。不知怎地,他有一种强烈的直觉——现在所见的延安,或许就是未来中国的缩影。他提笔写下自己的判断:这是一支正在向世界发出自己心声的、能够影响世界的力量。

    这个判断,他写进了报告里,也压进了心底。

    两周的观察任务即将结束。

    汉斯这边负责情报工作,还要在延安逗留一阵;布林德则准备先行返回缅甸——曼工区还有一摊子任务等着他交接。

    临行前,他处理最后一件公务。书桌的油灯下,摆着两份已经整理好的报告——内容有所差异的两份。删节的那份,删去了所有可能引起重庆震怒、被包瑞德否决的字句,规规矩矩递上去审查上交;另一份完整版的,他亲手锁进随身的公文皮包里,带回去,准备直接上报曼工区。两份报告,两条路。他吹熄灯时想,历史会替它们各自找到去处。

    临走前,布林德还有一桩心愿未了——他想再看看那座塔。

    于是他邀了谢伟思作陪。

    在陕北清晨的薄雾里,两人沿着山路缓步登上宝塔山。山风拂面,塔铃叮咚作响。九层的宝塔矗立在晨光里,古朴庄重,登到最高层放眼四望,延河如带,宝塔山的轮廓、层层叠叠的窑洞、远处起伏的麦浪,整个延安尽收眼底。

    “看那边,“谢伟思指着山下,“那就是南泥湾的方向。“

    布林德凭栏远眺,久久没有说话。这十几天的一切,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过了一遍:窑洞的灯,南泥湾的锄头,汾川河的麦浪,介绍会上那些面孔,还有那句“叶落归根“。

    “帮我拍几张照片吧。“他习惯性地把相机递给谢伟思。

    谢伟思接过相机,从各个角度替他拍了好几张,有凭栏远眺的,有手扶塔身微笑的,还有一张是他望着远方、没有看镜头的,侧脸被晨光镀了一层金边。

    拍完之后,布林德请谢伟思帮忙冲洗出来,然后从怀里掏出一张纸,郑重写下美国的一个地址,连同几张钞票一起递过去。

    “拜托了。冲洗出来后,寄给我在美国的太太和两个女儿。“

    谢伟思接过地址瞅了瞅,又抬头看看他,忽然问了一句:“照片背后,确定不写点什么?“

    上一次寄照片,布林德写的是给家人的信。这一次,他沉默了片刻。

    该写什么呢?写延安,写观察,写那些不能写进报告的话?都不合适。

    他挠了挠头,忽然笑了,笑容里有种如释重负的清澈:

    “那就写——拉姆斯先生,和光明在一起。“

    谢伟思怔了一瞬,随即也笑了。他把相机小心地收进包里,用力地点了点头。

    山风穿过塔檐的铜铃,叮咚,叮咚,一声声荡向远方。山下,晨光正一寸一寸地铺过整个延安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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